作者：马　达

一、汉字在越南传播的四个阶段　　　　关于文字的传播和发展，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西方流传一个说法，‘文字跟着宗教走’，实际是‘文字跟着文化走’。代表较高文化的文字，永远向文化较低的民族传播。文字的传播和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学习阶段、借用阶段、仿造阶段和创造阶段。传播的阶段性在汉字历史上最为明显。”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也大致经历了这四个阶段：传入初期是“学习阶段”；随后是“借用阶段”；13世纪左右开始了“仿造阶段”——字喃的出现；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开始了越南文字的“创造阶段”——拉丁化。　　　　(一)学习阶段　　汉字和汉语是随着古代中原人民的迁移而传人越南的。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京族)曾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即骆越。相传在越王勾践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能够利用汉字和汉语作为交际工具，开始了与吴国和楚国进行交往的历史。公元前333年，楚国灭越之后，越人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把汉字汉语(闽粤语)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了红河流域。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部族3万余人也随后逐渐南迁。公元前257年，蜀王子泮在红河平原上自立为安阳王。蜀人再次把汉字带到了红河流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适遣戍”。赵佗时，自中原地区不断迁来的“徙民”们，在“与越杂处”、互通婚姻的长期生活、生产交往过程中，也逐渐成为地道的越南人。由于当时越南部族还没有文字，汉字、汉语便在此生根开花，在越族中流行了起来。

汉代时，交趾、九真地区的地方官吏如任延、锡光等人，“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汉字、汉语。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苦心教化，不仅涤荡了原始陋俗，而且“教导民夷，渐以礼仪”，使越族中懂得汉字和汉语的人数渐渐增加。

从上述史实我们看出，秦汉时期，汉字、汉语传人越南是伴随战争所导致的老百姓的迁移而发生的。而秦汉以降，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更好地郡县其地，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不断地加强文化上的传播，这在客观上使越南较早地进入文明时期，从而缩短了它在历史上的蒙昧期。

汉字传入交趾伊始，该地区尚处在原始愚昧状态，汉字和中国文化的传入推动了交趾地区向人类文明社会的过渡。这一时期为越南对汉字的“学习阶段”。　　　　(二)借用阶段

在从汉字传入到968年越南独立的1000多年间，交趾(交州、安南)地区的郡县官吏均由历代中国封建王朝派遣。西汉末年的交趾太守锡光、东汉初年的九真太守任延和三国时期的交州太守士燮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官吏大力推行汉字，建立学校，实行汉文化教育，导之礼仪，推行一夫一妻制，大力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这些治理措施推动了交趾地区从愚昧走向“通诗书，习礼乐”的封建社会。

唐代在安南设立南部护府，地方官吏颇注意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儒家学说教化安南的民俗。各个历史时期，因战乱等原因从中原地区移居交州的大量移民中有许多文人、名士。他们著书立说，传授儒学经典。这些学术活动提高了当地的文化和民智水平，对汉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唐朝，安南地区研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安南士人和中原士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这时，汉字读音、汉语使用和汉语教育在安南已经形成完整、正规的体系。越南学者阮才谨指出，现在越南汉字的“汉越读法是源于唐朝汉字的语音体系，具体是为八九世纪在交州讲授的唐音”。

968年，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主动地推行汉字、使用汉字，学习先进的汉文化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是越南对汉字的“借用阶段”。

(三)仿造阶段

探讨越南使用汉字的历史，不能撇开字喃的使用历史。越南在10世纪中期摆脱中国的封建统治建立自主国家后，虽然一直对中国朝廷保持“宗藩关系”，并一直使用汉字，但随着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勃兴，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创制越南自己的文字。字喃的创制和使用是这种心态的一个最好注脚。

所谓字喃，又称“喃字”，是指“越南在借用汉字的年代里，为了书写越南语而借用的汉字和仿照汉字形式创造的越南字”。字喃就是“南国文字的意思”。字喃的创造者是以汉字的“六书”中的会意、假借、形声等为造字法的。借用的如“固”(有)，借音不借义；会意的如“唼”，意为“吃”；创造的如“愉”，意为“烦闷”等。

字喃包括为书写越南语而借用的汉字及另创的越南字。借用的汉字只借音不借义，自创的字则完全模仿汉字的结构，往往由两个汉字拼写而成，一边表声，一边表义，可以说是汉字在越南的衍生物。汉语对越南现在使用的国家正式语言——拉丁化越南语的形成与丰富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至少有60％的越语词汇借自汉语，越南史学家文新则认为达到70％～80％。

字喃在陈朝时曾经广泛流行，一度与汉语文言并行用作正式文字。胡朝时胡季颦还曾用字喃翻译儒家经典。但是，总体看来，在越南2000多年使用汉字语的漫长过程中，越南人从帝王到贵族、官吏和文人等都崇尚汉字。他们还把汉字称为“儒字”(Chu Nho)、“我们的字”(Chu Ta)，把汉文化典籍奉为神明，把他们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放在独尊的地位，而把用字喃创作的作品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有时甚至采取鄙视的态度。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积淀着一个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反映着文字制造者的思维观念，是历史在一个时代平面上的投射”。字喃的出现正是反映了越南封建士大夫希图在文化上独立于中国的心态。

但是我们从字喃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以字造字”的产物是失败了。

字喃文学从13世纪产生到18世纪兴盛，经历了5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字喃自出现之日起，几乎没有得到过越南历代王朝的承认和重视。尽管越南的胡朝(140-1407)和西山阮朝(1771-1792)承认和重视字喃，胡季颦还曾下令把汉语书籍译成字喃，阮氏三兄弟曾在起义过程中以及建立朝廷后把字喃推上正式文字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胡朝和西山阮朝在越南历史上都是短命的王朝，来不及也不可能在其分别统治的7年和20年内把字喃发扬光大。

阮朝明命皇帝(1820-1841)即位后，针对当时社会中士大夫写作时经常在汉字中夹用字喃这一现象，曾下达诏书，禁止使用字喃，一律以《康熙字典》为圭臬，使用正确的汉字写作。

正统的越南儒学者们抵制、蔑视字喃的使用，在其深层意识里，唯汉字是正宗，字喃文学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因此，不少越南文人的字喃作品完成后不署名，以致越南文学史上出现了大量无名氏字喃作品。越南人这种“重汉轻喃”的民族心态，无疑是汉文学、汉文化长盛不衰、民族语言字喃及其文学发展不畅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字喃与汉字“形式上的无懈可击的同质性”，并且，“越南俗体文字体系远不具备汉字词义结构的活力”，所以，字喃到17世纪被拉丁化越南文代替，成为一种死文字，但是，现在仍然能够借助汉字释读。汉字成为发掘越南传统文化宝库的工具和桥梁。现在，越南政府在“越南社会与人文科学国家中心”专门设立了“汉喃研究院”，以整理越南的汉字文献和字喃文献。

越南在采用汉字的历史进程中，要么“拘泥于汉字的读音，没有将汉字训读发展起来，从而实现汉字从表达汉语到表达越语的转换”，要么“拘泥于汉字的读音，又拘泥于汉字的形体，没有成功地像日本、朝鲜那样实现由汉字到本民族文字的转换”嘲，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社会的文字危机十分深重，最终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导致了一场深刻的文字革命——文字拉丁化。

越南历史上使用字喃时期是对汉字的“仿造阶段”。　　　　(四)创造阶段

越南语的拉丁化，开始于16-17世纪。当时，欧洲的一些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出于开拓殖民地的需要，开始使用拉丁字母来标注越南语的发音，后来逐渐推广、完善，揭开了越南语拉丁化的序幕。到17世纪30年代，法国传教士罗历山神父(Alexander de Rhodes，1593-1660)制定了越南语的第一种拉丁拼音方案——国语(Guoe Ngo)，还于1651年在罗马出版了《安南语－葡萄牙语－拉丁语词典》，这被认为是越南语拉丁化拼音的开端。自此，拉丁化的越南文成为越南人获取文化知识的又一个工具。

但是，直到1935年，殖民者统辖下的越南政府方才批准各学校用拼音文字进行教学，1936年明令废除汉字。1945年9月，“八月革命”胜利后，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将拼音文字确定为越南的国家正式文字。

新文字的通行，在形式上似乎扫去了汉文化的痕迹，但实际上中国文化对越南的陶冶熏染既深且久，绝非一纸命令即可除去的。时至今日，在越南人民的语言中仍然拥有大量的汉语词汇；越南人民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汉民族传统；近现代越南知识分子、革命家中，精通中文者大有人在，潘佩珠、胡志明、黄文欢等人均具有很高的汉文修养。

二、汉字在越南的影响　　　　10世纪中期丁部领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国家。但此后历经十几个朝代，汉字一直是越南的通行文字。自李朝至陈朝的400余年间，越南文人用汉字写出了大量著作，如《越史纲目》、《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安南一统志》、《岭南摭怪》、《大南实录》、《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安南志》等。

19世纪下半叶，西人东渐，特别是法国殖民者侵入越南，出于其殖民需要，强令推行法文和国语字，排斥汉文，但由于悠久的历史渊源，汉文仍为越南人民所喜爱。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越南仍用汉文出版了《中学越史撮要》、《越史镜》、《南风杂志》等相当多的书籍、期刊。正如越南历史学家文新所指出的：“中国语言文字已经成为越南语言文字的有机部分。越南语言文字和中国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比拉丁字与法国语言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因此，要想真正了解越南语言文字就不得不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

法国殖民者曾在1917年强令废除汉文，但效果并不明显。越南总督府在1937年公开发表的数字表明：在越南出版的报刊中，中文报纸有6种，中文刊物有12种，而法文、越文和汉文合刊的杂志只有4种。

20世纪40年代，在胡志明等老一代越南革命家的领导下，越南北部取得解放，大力推广国语字，但仍有不少人喜欢用汉文写诗作赋，精通汉语者为数甚众。如胡志明于1942-1943年间，在中同广西境内遭逮捕辗转狱中就写下了百余首具有颇高汉语造诣和修养的诗篇，取名“狱中日记”。此外，黄文欢、武元甲、范文同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具有较高的汉文修养。

在使用汉字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汉字不仅伴随越南由原始蒙昧的部落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且也伴随它走完了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不断输入越南，一方面为越南社会进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汉文化已经渗透到越南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汉字起到了承载越南文化的作用。正如越南学者文新所说：“1884年以前，越南人在著书立说时往往使用中国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在越南的文化宝库中的大部分著作，也是用中国文字来编纂的。”可见，汉字作为越南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正式文字，在越南历史上的功绩可谓劳苦功高，不容抹杀。

在越南古代文化史中，汉字和字喃是构建越南古代文化的承重材料，尤其是汉字对越南古代文化有着全面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法国侵占越南以后，汉字和字喃都逐步被拼音文字所取代。这一过程不只是近代越南文字的一大变化，而且对越南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学者余敷华对此评论道：“顿时这种新的书写文字，不说把越南与中国这株大树的主干切断，至少也与它脱节了。”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北部的农民“直至今日，对于看得懂汉字的外国人，不仅表现出他们在旧社会对识文断字的人那种传统的好感，而且表现出某种深厚、活跃的好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越南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凡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无论它有多么浓烈的爱国内容，无论写于哪个历史时期，都不能视为民族文学。为此，越南《文史地》杂志曾经展开过一场讨论。越南著名史学家明峥认为，在越南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之前，借用中国文字所写的文章，“内容和精神具有越南的性质，为越南民族的发展服务，为什么不能列入越南文学呢?”

最后，文新代表《文史地》杂志为这场讨论做了结论，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作品排除在民族文学领域之外，那么我们民族的历史将短缺重要的一大块”。从越南学术界的这次讨论，也可见汉字对于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程度。

曾经上书越南政府呼吁恢复越南汉字教育的越南知名学者范维义曾有这样的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股票杠杆门槛，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哲理和精神价值。”这种看法目前在越南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字、由汉字构成的汉语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汉文化是越南语言、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汉字的传播，中国文化的沃土良壤和丰富的养分孕育、哺育、滋润了越南文化。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兴盛也带动了越南本土文化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越南整体文化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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